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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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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但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是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在风险社会,要“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在他看来,再造政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们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第二,团体参与的范围不能由专家来定,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开放,实现管辖权的开放。第三,所以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决策不是已经制定好的,从外部作出的。要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第四,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闭门协商必须传达到或转化为多种能动者之间的公开对话。第五,整个过程的规范必须达成一致,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 (4)在应对方法上,现有的风险计算方法,经济补偿方法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在贝克的分析中,有―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他在《解毒剂》(Gegengifte) 一书中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处于风险社会时代,但不能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不安全。但是,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在后一种意义上,它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如吉登斯、贝克等人所说,风险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等级式的,垂直的,而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不放过任何人。风险社会的结构不是由阶级、阶层等要素组成的,而是由个人作为主体组成的,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不再是这种秩序的唯/一治理主体,风险的跨边界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出现并达成合作关系。 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风险具有四个特点: 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他说,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的 “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当然,对于吉登斯来说,这些新风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更为危险了,而是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 (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 3.一般来讲,所谓风险社会,即是指由于某些局部或是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引发的社会灾难.风险与社会政策1风险社会的风险管理理念现代社会是日益复杂化的“风险社会” 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塑造出现代风险的基本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二者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产生全球性威胁;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核泄漏。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1)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 5.在这样的社会,新的需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国外有些学者也把当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满足需要的方法引出新的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出更多的问题 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尽管依然带有拉什所批评的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风险的缺陷。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而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对他来说,责任包含在简单现代性的“保险原则” 中。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够成立。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涵盖丰富、内容全面的著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而吉登斯的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他们虽然都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结构和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二分法”上,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早期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激进的现代性等)的特征。由于风险是―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 贝克的生态主义视角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生态主义运动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核心力量。民众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有了切身的感受。而美苏两个大国的核武器竞争不断升级,给人们的心头罩上了 “核冬天”来临的恐惧。而1986年第 4号机组发生了泄漏事故,造成了地区性的灾难,涉及到相邻的几个国家。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变成了现实,也成了风险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简单现代性”,或者说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新的未来图景,因此他对于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悲观,而是认为这些新的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对制度变革产生推动。 就当代世界来说,风险环境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风险的客观分配格局的变化;二是对风险的理解的变化。具体来说,前者包括:高强度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的威胁;具有全球影响的突发性风险;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带来的风险,比如知识对物质环境的影响;影响无数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西安交通大学校友,后者包括:风险意识本身成为一种风险;风险意识的分布趋于均匀,许多风险被广大公众所了解变得熟视无睹。同时公众也意识到专业知识具有局限性。 (3)在特征上,大部分风险后果严重,但发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风险增加了,但并不意昧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安全了;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 变化了的风险环境带来了风险的个人化。一方面每个人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产生风险,并且选择的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和后代(比如美容、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利用)都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每个人所遇到的风险又因自己的选择差别而不同。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风险既是普遍的,也是独特的。风险的个人化是对风险制度化的一种弥补,因为个人风险意识提高了,在风险面前会更加主动地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并且积极参与改革现有的制度。风险意识是吉登斯等人所说的反思的现代性的核心。随着个人、制度以及社会的反思性提高,简单现代性也在向反思的现代性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解放政治的目的是把个人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包括了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打破过去的枷锁,二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非法统治。解放政治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关心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有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另一方面,它只关注自主,忽视了相互依存和团结。生活政治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关注的是个人的选择和决策。如果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认同的政治、选择的政治、自我实现的政治。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要解决的是“集体人面临的挑战”。尽管风险的个人化也意味着风险意识和风险认识水平的提高,但是个人在风险认知上遇到了双重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尽管个人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对许多风险的了解加深了,但是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作出非理性的反应,尽管这些风险只是可能要发生的。典型的例子是人们的核恐惧以及对交通事故的习以为常,尽管后者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前者。吉登斯对此的解释是,“高后果的风险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因为如果事情‘出错’的话,那就已经是太晚了。”第二个困境是: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因此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典型的是健康危险。比如吸烟曾被某些医学专业部门提倡,认为可以令人放松。由于专家系统判断的不统一,有些人对临床医生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去就医,并且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行为习惯。由于分析了风险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所以吉登斯的理论除了与贝克的理论同样具有宏观制度分析的特点外,比贝克的理论更加微观细致,能直接推导出更多的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因此也受到了官方的重视。英国工党在加世纪9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把吉登斯的理论作为其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吉登斯被称为的思想导师,其理论构成“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内容。 1.在贝克(UlrichBeck)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 贝克在后来的著作中,针对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提出了 “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也开始强调制度性风险,与吉登斯的理论更加贴近。2001年11月,他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演讲中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新涵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三个层面的危机是可以确认的,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全球风险有两个特征:一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冲击;二是要应对和解决它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全球性风险是在政治层面爆发的,它们不一定取决于事故和灾难发生的地点,而是取决于政治决策、官僚机构以及大众传媒等。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以劳(Lau) 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2.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他提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 4.因此,一些学者又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34在“风险社会”中,怀疑与信任、安全与风险无法达成长期平衡,二者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反思进行调适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灾难悖论”理论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灾难有了新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景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突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仍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位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个确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的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他们是不太关心自身的实际利益的,他们只是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2)在影响和后果上,风险是延展性的。其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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